2000年，叶惠方查房时看望新生儿。资料图片

　　过完人生第100个生日，妇产科专家叶惠方变得越来越安静。曾经，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退休后在家里免费教医学博士、女电梯工和八九岁的孩子学英语，一直坚持了十几年。

　　直到近两年实在教不动了，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才闲下来，但仍坚持读书看报，关心中国妇产事业的发展。叶惠方师从我国妇产学先驱林巧稚，创建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，在国内开创“无痛分娩法”，推行产房一切为了病人的“无声运动”，无数新生儿在她的呵护下平安来到世间。

　　她家里的家具陈旧，包括被子、大衣在内的很多物品都被捐了出去。1995年丈夫去世时，她把单位发的7300元抚恤金加上自己的2700元积蓄一起捐给了希望工程。她立下遗嘱，去世后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事业。

　　“她这代知识分子，只要有机会作贡献就感觉非常幸福。”叶惠方的女儿王泽鸣说，“她的一生都在馈赠。”

　　“什么是特别，病情重就是特别”

　　叶惠方的求学之路走得忙碌而艰辛。1934年，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，学制3年，之后参加考试，通过者进入协和医学院再进行5年深造。“当时她几乎没日没夜地学，差不多天天有考试，最后医预系100名学生只有30人坚持到了升入协和的考试。”儿子王泽养对母亲讲述的这段经历印象深刻。

　　叶惠方的学业曾两次被战火打断，在协和医学院学习的第四年，日本人强行接管了学校，伪政府统治下的学校出了个“大东亚共荣圈”的考题，她和一些同学愤而退出考场，“坚决不做亡国奴”。后来几经辗转，叶惠方从未间断过学习，直到1949年前后，她才获得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，并在协和医院跟随林巧稚工作。

　　林巧稚是我国妇产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，叶惠方曾在其手下做住院总医师、主治医师，5年的耳提面命和教育熏陶影响了她的一生。

　　一次，有人请林巧稚为两位患者特别安排一下，林大夫转头对叶惠方说：“什么是特别，病情重就是特别。”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。

　　那时，师徒二人全身心扑在病房救治妇产科急诊的重病患者，经常忙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午餐，晚饭则要等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吃上。

　　1953年，解放军总医院组建，叶惠方作为第一批技术骨干被抽调组建妇产科。当时，总医院的一切都刚刚起步，稍有成就的骨干都不乐意来，怕影响自己的学术研究，叶惠方却服从安排，告别恩师，奔赴“最需要自己的地方”。

　　女儿王泽鸣回忆：“我小时候哭闹起来从不喊妈妈，因为她从不在家。”后来她才知道，那时叶惠方从协和医院借调到解放军总医院没几年，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创建、完善妇产科和收治病患上。

　　妇产科刚组建时一穷二白，硬件上，小到一双拖鞋，大到精密仪器，叶惠方把家里凡是用得上的物品都搬到了科里。有些精密仪器家里实在没有，她就从生活费里抠出钱来，托海外亲友购买。在她的努力下，“无痛分娩法”“无声运动”“产前门诊分段预约制”等制度方法相继建立，妇产科的医、教、研逐步走向正规。

　　“如果科室长期只有‘一把刀’，那就是一场灾难”

　　现在，许多老专家都会用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来形容创建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的岁月。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，她们或多或少都从妇产科主任叶惠方身上，获得了技术和精神上的馈赠。

　　妇产科老专家翁霞云记得，为了提高医术，叶惠方想送她去香港的医院学习，但当时院里没有这项经费，叶惠方就自己凑出2000美元，供她在香港学习时使用。

　　担心翁霞云知道是她私人的钱后有心理负担，叶惠方就把钱交到院机关，让院里以公费的名义交给这个年轻医生。后来翁霞云得知真相，“一下子呆住了”。从此，她学习上更加刻苦，生活上千方百计地节省，回来时整整瘦了16斤。

　　当她把剩余的1000多美元还给叶惠方时，这位和蔼的老主任生气又心疼地握着她的手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钱花了可以再赚，身体损坏了，你学成了又有什么用？”若干年后，已是满头白发的翁霞云回忆起这一幕，泪水一串串打湿了衣襟。

　　到解放军总医院仅三四年，当时41岁的叶惠方已是妇产科领域公认的“一把刀”。这时，她却出人意料地把更多机会让给了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。“始终保持‘一把刀’的称号，对个人来说是好事。”她说，“但如果科室长期只有‘一把刀’，那就是一场灾难。”

　　“文革”时期，因为亲属大都在国外，叶惠方受到冲击。楼道的杂物间成了她的办公室，凌晨4点钟上班，晚上8点下班，刷厕所、冲便盆、外送消毒器械，50岁的叶惠方一个人干3个卫生员的工作，端起的便盆常常从膝盖顶到下巴。

　　很多人看在眼里，害怕这个坚强的老太太受不住打击自杀，但他们听到的是叶惠方的歌声。遇到孕妇难产，科里向她求教，她把手套一脱，二话不说冲向手术台。

　　儿子王泽养回忆，“文革”期间，母亲一直很乐观，自己和妹妹几乎没有从她身上受到负面影响。“虽然受了很多委屈，但她很豁达过，最后一笑泯恩仇。”王泽养感慨地说。

　　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棵草去”

　　提起叶惠方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她的大爱。“病人没钱买药了她就拿出自己的钱。”叶惠方的学生、84岁的妇产科原主任医师刘建立说，“她不是一个有钱人，但总会千方百计地帮助别人。”

　　1999年春天，一名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孩子来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，因为生活困难，孩子一家连招待所也住不起。叶惠方得知后，把他们一家三口接到了自己家里。

　　孩子手术后装了假肛，大便不受控制，整个房子的味道让人难以忍受，可她毫无怨言，把他们留在家里住了3个月。一年之后，孩子要做第二期手术，一家三口再次住进了叶惠方家，一住又是一个多月，直到孩子的病完全治好。

　　叶惠方平时喜欢关注时事新闻，只要得知哪里发生了灾难，老太太就捐钱给灾区。“每年都捐，听老阿姨说最多一次捐了10多万元。”曾因生活困难住在叶老家的清洁员许运想，不止一次听保姆说起这些故事，“后来她怕老阿姨知道，把捐款的单子都扔了。”

　　尽管对别人十分慷慨，但叶惠方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：出门坐公交车，近20年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，许多家具都是几十年前的嫁妆，椅子上的木板塌陷了，拿一块小布垫垫上。

　　叶惠方的老家在广州，祖上留下了一处房产。上世纪90年代，她就决定将这笔“祖产”捐赠给广州的一所中学，为此先后7次自费去广州商谈捐赠事宜。

　　2000年，84岁高龄的叶惠方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赶到广州，将时值数百万元的祖宅捐给了家乡中学。签字那天，许多人想一睹这位老人的风采，可叶惠方签完字就走了，连简短的交接仪式都没参加。

　　退休后，叶惠方开始免费教英语，她的学生包括总医院的专家教授、年轻医师，渴求知识的打工者和刚刚上学不久的孩子，有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两代人都是她的学生。

　　90岁时，她在家里摔了一跤，只歇一个多小时就从床上爬起来继续教英语。在这所践行有教无类思想的“家庭学校”里，走出了能够熟练撰写英语论文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医生，也走出了考入著名医学院的贫寒学子。

　　儿子和女儿曾劝她出国养老，她却说：“在这里我还有用，还能为国家服务。出去了，我就是个无用的老人。”1949年，基于同样的理由，年轻的叶惠方拒绝了叔叔为她买好的去台湾的机票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她热爱的土地。

　　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棵草去。”很多认识叶惠方的人都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位百岁名医无私的一生。